在制造業重新成為全球經濟競爭焦點的過程中，國內出現了一些不同聲音，比較突出的是把工業化等同于耗能污染、產能過剩，設想用服務業的發展代替制造業的發展來拉動整個經濟的增長。對此，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苗圩1月13日在第九屆中國經濟前瞻論壇上表示，“我絲毫不反對服務業的發展，服務業當中發展最快、占比最大的也是生產性的服務業。在我國進入工業化中后期，制造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會出現下降，但這種下降并不意味著制造業的重要性也會隨之改變，相反，制造業作為技術創新和服務業發展的基礎依托的地位和作用將更加突出，始終是實現經濟良性循環和把控經濟命脈的關鍵所在。”
苗圩指出，黨的十九大作出了“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重大論斷，強調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必須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加快建設制造強國。習近平總書記在江蘇徐工集團考察時，再次強調，“抓實體經濟，一定要抓好制造業”。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部署2018年重點工作時，明確提出，“緊緊抓住制造業這個根基不放松”、“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向深入，推進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中國速度向中國質量轉變、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轉變。”這些重要的論斷和指示，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著力發展實體經濟特別是制造業指明了前進的方向，為加快新舊動能轉換、做強做優“中國制造”提供了根本的遵循。
他認為，全球制造業正在發生更深層次的變化，給我國制造業發展環境及應對策略帶來的深刻影響，主要有三個方面。
首先，“再工業化”戰略陸續實施，制造業重新成為全球經濟競爭的焦點。
國際金融危機以后，已經實現了工業化的主要發達國家反思并審視“脫實向虛”的發展模式，重新聚焦實體經濟，紛紛實施“再工業化”戰略，力圖重振制造業，并不斷擴大競爭優勢。比如，美國發布了“先進制造業伙伴計劃”、德國提出“工業4.0”，日本啟動“再興戰略”、法國頒布了“工業新法國”、英國實施“高價值制造戰略”等。與此同時，其他新興經濟體也在加快推進工業化的進程，試圖利用低成本的競爭優勢，加緊搶占國際的制造業市場份額，打造新的“世界工廠”。這些給我國制造業的發展帶來了“雙向擠壓”的競爭態勢，優化發展環境、加速轉型升級，成為我國制造業發展的一種必然選擇。
虛擬經濟過熱帶來的一個客觀后果，就是產品要素紛紛從制造業領域抽離，向金融、房地產等行業過度集聚。對此，苗圩認為，“我國作為一個大國，要強大必須依靠實體經濟，依靠工業和服務業的共同帶動，依靠一二三產業的融合發展，決不能泡沫化。中國經濟要想成功地轉型升級，要實現現代化建設目標，就必須做強做優‘中國制造’。”
其次，新工業革命蓬勃興起，智能制造成為新一輪全球產業競爭的制高點。
縱觀世界工業發展的歷史，在機械化、電氣化和信息化引領的三次工業革命后，以新一代信息通信技術與制造業深度融合為核心特征的新一輪工業革命正在蓬勃興起。苗圩以美國和德國為例，說明了主要發達工業國家如何基于各自的比較優勢，積極探索適合自身發展的最佳路徑。他認為，“新一輪工業革命為中國制造業的轉型升級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機遇，無論采取怎么樣的實現路徑，根本上都是在促進信息化與工業化的深度融合，最終實現智能制造，可以說是殊途同歸。”當前我國制造業尚處在機械化、電氣化、自動化、信息化并存，不同的地區、不同的行業、不同的企業處于發展不平衡的階段。相對于工業發達國家，我們的發展環境更為復雜，任務更為艱巨。“無論是制造業向高端發展，還是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與制造業的融合發展，都要循著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的方向，一步一步地發展，不可跨越一個階段，直接進入后一個階段，更不能一窩蜂、一陣熱、炒概念，而是真正做好當前的事情，落實到提升制造業的質量和效益上來。”苗圩如是說。
第三，全球化正在尋找新方向，制造業創新合作成為國際合作新亮點。
苗圩表示，近年來，經濟全球化出現了波折，保護主義、內顧傾向在抬頭，國際經貿規則面臨挑戰，新的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日益在形成，全球生產網絡和分工體系加速重構。在各方力量的博弈下，“全球化”正在尋找新的方向，從過去由發達經濟體主導，強調規則先行，轉變到現在新興經濟體開始深度參與，更多強調互利共贏和發展導向。
新中國成立以后，特別是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工業化實現了跨越式發展，躍居成為世界制造業第一大國，產業技術水平越來越接近全球前沿，整體上處于技術追趕的后半程。苗圩說，“像高鐵、特高壓輸變電、通訊設備等部分領域已經躋身世界先進行列，這意味著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進入了戰略攻堅期，將從量的積累、點的突破逐步轉為質的飛躍和系統能力的提升。”中國產品、中國企業、中國制造將在更高水平、更深層次上參與國際競爭與合作;產業創新方式將走向更加開放，產業協同、跨界協同、跨境流動將成為普遍的現象;創造對內外資企業一視同仁的政策環境越來越成為全球化進程中各國所關注的優選項和追求的目標。